2014年夏季，在位于北京北四环外的中间剧场，一场名为“时光机”的演出正在向在场的100余位观众，用近景魔术的方式展示“非注意盲视”这一生物学现象的神奇之处。

　　演出制作人、曾供职于一家知名媒体的资深科学记者黄永明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自14年8月开始，到15年底结束，坚持寻找科学与魔术契合点的“时光机”，向3000余观众奉献了30余场演出，最终“不赔不赚”。

　　商演养科普能走多远 

　　谈到科普，商业化似乎是最难探讨的话题，甚至在有些人眼里，科普就应当被视作公益性事业来推进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科普“不为利生”。但科普不该“为利而生”吗？

　　在职业科普人看来，对科普商业化不该遮遮掩掩、犹豫不前，而应当被视作作品是否否切中市场痛点、是否满足受众需求的重要标志。

　　只不过，这条探索科普商业化的道路，绝非坦途。

　　对于黄永明“时光机”项目而言，以小剧场演出的现实状况来看，演出能够收支平衡已算运行良好，但这样的情况能走多远，却并不明朗？

　　黄永明坦言，时光机的制作成本核算下来并不令人轻松。每次的演出，单前期创作过程中的主题选取、科学知识穿插、魔术设计这些环节，就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。“我们筹备一期节目，一般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。”黄永明说。

　　如果只靠对科普的一腔热忱，无法让这样一个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，黄永明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——用商演养科普演出，借助在剧场演出中的成熟魔术单元参加商业演出，获得继续推动科普魔术的资金支持。

　　不过，2016年已过去8个月，“时光机”的演出却仍未启动，这不免令记者有些担心，”时光机“还能走多远？

　　对于迟迟未开演，黄永明给出了他和他的伙伴还在打磨新作品的解释。不过，他也告诉记者，自己并不期望“时光机”这个科普魔术剧能一直做下去，但科普却会一直走下去。

　　如今，他脑子里还有很多科学普及的新想法等待付诸实践，比如让艺术家对科学家的新发现、新思想进行艺术化的解读，创作作品并展出；再比如从事科普书籍的创作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无论“以演养演”的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否，在黄永明看来，科普这件事与魔术的流传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：在寻找与市场的契合点时，都需要转变思维，从市场出发。

　　“你不能认为你好，别人就一定会接受。”黄永明告诉记者，一旦想着为了科普而科普，可能从源头上就输了。

　　做科普要对症下药 

　　相较于黄永明的摸索，国内第一位写科幻话剧剧本的作家杨鹏似乎更幸运些。他不仅有成熟的科幻话剧作品，还是国内第一位将自己的科幻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的作家。

　　早在1999年，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就请杨鹏写了一部名为《带绿色回家》的剧本，这是中国首部科幻话剧。话剧不仅获得了200余万元的投资，也成为建国50周年上海市晋京献礼剧目，并斩获十余项国家级奖项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杨鹏的少年科幻小说代表作《校园三剑客》系列也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。

　　以这部注重对青少年读者进行科技伦理观引导的小说为基础，杨鹏创作了两部科幻舞台剧，其中第一部舞台剧《神秘老师》，从2013年9月至当年年底，在北京总共演出了一百场，观看人次达10万。而通常北京的话剧市场，即使顶级的舞台剧公司，一年的演出场次也只有20场。

　　据杨鹏介绍，《神秘老师》第一年四个月的演出收入就达到了600多万元，2014年票房收入达到将近一千万。另外，当时在北京演出后，很多北京小朋友都对《校园三剑客》“路转粉”，家长也纷纷到书店或网上购买图书，当时在北京对该书的带动也达到10万册以上。

　　对很多科普工作者而言的商业化难题，却在杨鹏这里迎刃而解，秘诀究竟在哪儿？

　　谈到成功的经验，杨鹏告诉记者，科普工作的市场化不太容易，但其实有时候也不难，还是操作者缺乏市场经验，有市场经验的操作者太少。

　　“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对症下药，认清市场，一方面作品要好，另外要考察市场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。”杨鹏说。

　　科普与教育结合就会产生刚需 

　　与杨鹏一样在科普领域获得成就的，还有近来备受媒体关注的，中国首位卡尔·萨根将得主、行星科学家、科普中国形象大使、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。

　　在科普工作中摸爬滚打的他坦言，科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“在两个小时的报告中，可以让一大群人甚至数百人听你讲，而不是玩手机，能不用专业术语把问题讲明白，让听者有启发有收获，在全世界，能做到这些的科研人员其实并不多。”郑永春表示。

　　在多年的探索中，郑永春也获得了自己做科普的心得。他告诉记者，科普也是一种艺术，对不同的群体、不同的传播渠道，要讲究不同的方法，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得心应手。“科普不仅要讲得通俗易懂，也要写得有趣，还要掌握受众的心理和媒体的需求，这都需要经验积累，也是综合素质的体现。”郑永春说。

　　而科普的市场价值如同科普事业本身一般，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简单事。在对科普市场价值的挖掘方面，郑永春也有自己的思考。他认为，科普首先具有公益属性，从中国国情来看，挖掘市场价值对科普工作的推进也大有裨益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，传播科学的途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郑永春也从中看到了大众对于科普的迫切需求。

　　“比如直播、微博、微信朋友圈出现的热点事件，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真假，但传播速度很快，这就需要一些学术团体、科研机构、公众科学家予以解读和回应，这就是大众对科普的真实需求。”郑永春说。

　　即使有需求，但科普始终难以突破受众不愿意买单的桎梏，不得不说，这也与科普市场价值的挖掘和商业化运行模式的探索不顺利有关。

　　在郑永春眼里，科普商业化并非不可能，关键是仔细分析受众需求，准确定位，打造满足受众需求的一件件产品。只有通过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一件件产品，科普才可以在满足受众需求中找到商机，建立切实可行的赢利模式。

　　“我希望，中小学教材编写应该吸纳科学家参与，中、高考出题要征求科学家的意见。”郑永春介绍称，奥数、英语培训之所以热度不减，就是因为与升学有关。

　　事实上，目前不少北京中小学已经开设了科学课，未来还有可能推广到全国。但是，郑永春表示，科学教育课怎么上，谁来上，教材、教具哪里来？活动环节、考评测试如何设计，其中涉及到大量问题。

　　“只要把科普与中小学教育紧密结合，科普就会有刚需，相应的市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。”郑永春最后告诉记者。